“宗徒教父著作” （Patres aevi apostolici）指的是新约作品之外，第一、二世纪期间问世的基督徒作品。时间跨度大约在70-160年间。“宗徒教父著作”（Patres aevi apostolici）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1672年：收集、整理这些最早的基督徒“非经典”读物时，法国教父学家高德烈（J. B. Cotelier）所给的一个综合性名称。

这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作者形象，让我们似乎看到耶稣亲自拣选的那些宗徒们的影子。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因着与宗徒们的师承关系，而成为初兴教会中的权威人士。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热衷于顺服与宗徒们相关的信仰权威，人们也会主动向有足够权威的监督请益，也有人会向他们申述地方教会在教义或者纪律方面的困难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书信”在“宗徒教父著作”中，占据着相当丰富的篇幅。作者们以“从宗徒传下来的”权威，效法宗徒们的德表，给某一特定的地方教会寄送通函，以便于解决当地基督徒在教会纪律或者信仰方面出现的争端。

 

宗徒们忠信地实践主的临别遗教：到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由此带来的问题是，同一福音如何为不同文化体系、不同族群，以及不同地域的人所接受。因此，文化的多元性与福音的一体性，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张力。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

 

一方面，监督的权威问题。巡回各地传播福音的宗徒们建立教会的同时，他们也在初具规模的区域设立监督（Episcopate），代表宗徒们牧养地方教会。然而，在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，监督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宗教迫害，自公元64年尼禄皇帝开始，在帝国境内不同地方，掀起了不同程度的专门针对基督徒的禁教运动。对初兴教会而言，首当其冲地经受考验的人，即是各地的监督。问题的症结在于，迫害结束之后，那些被视为采取折衷主义者，或者曾经公开宣称放弃基督信仰的宗教领袖，该如何面对基督徒团体是否接纳他们的问题。为此，团体当中就有人站出来反对他们，要求重新设立更为忠贞的人来担任团体领袖的职务。另外一个原因则来自于团体内部。随着福音讯息的影响日渐扩大，接受者日众，一些年长的监督在牧养团体成员的服务品质方面，渐渐显得捉襟见肘。为此，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公开反对他们，以致于监督们的权威受到了实质性的挑战。于是，就有一些更具权威的，比如罗马主教克雷孟、安提约基亚的依纳爵等人就致信给不同的地方教会团体，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监督，就像基督服从圣父一样。

 

另一方面，如何面对基督徒当中的“非信仰因素”。大部分的保禄书信、伯多禄前书和若望文学都清楚地透露出“真、假基督”之辨。意即，在作品问世年代之际，基督徒团体当中出现了“非信仰因素”的干扰，一些潜入的假兄弟，用与“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”不一致的内容来表达信仰。同样的议题，也存留在“宗徒教父作品”当中。其中，对基督徒团体冲击最强的，莫过于诺斯替主义和孟他努主义。

除了述诸宗徒权威之外，“宗徒教父著作”均丰富地引证早期宗徒教言。这一点，成为教会随后确定新约圣经正典的重要依据。从“宗徒教父著作”中的引文来看，那个时代保禄书信、部分福音书已经广泛地为人所知。于是，耶稣的教导，以及早期教会对于耶稣的回忆，他们为复活耶稣所做的信仰见证，成为宗徒教父时代庚继不断的活生生的信仰。

 

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今天意义上的“四福音”，并非耶稣生平实录，而且成书年代也并不一致。今天的学者有一个共识，马尔谷福音成书最早，大约在公元70年代；其次是路加福音和玛窦福音，大约80年代；若望福音，大约在90-100年间。四部福音书中，前三部福音因着词汇、行文、段落等方面的可对比性，就资料来源，学者提出两种意见。第一种意见认为，路加圣史和玛窦圣史以马尔谷福音为蓝本，按照各自的创作意图，在增加自己特有的资料的基础上，重新编辑自己的福音作品。第二种意见强调，可能存在着被称作Q源（Quelle, 德语“源泉”之意；也有人称之为“耶稣语录”）的文本，为圣史们所参考。

 

从上述福音作品的成书年代来分析，部分“宗徒教父著作”与福音作品中的问世年代，几近同期。一个严肃的问题是：宗徒教父作品中引证的“主说句子”从何而来？就是一个颇值得考究的事。是“对观福音”已经在部分区域流传开了，还是真的存在学者们假设的“Q源”，在团体当中传递着？

 

包括福音书在内的新约诸作品，后面的“预设”乃是着手处理早期教会在不同地方需要处理的教义或者纪律问题。在这个意义上来审视成书于公元70-160年间的“宗徒教父著作”的价值，那就颇富建设性了。一方面，有的作品与新约作品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，正好可以借之立体地理解、管窥初期教会的生活形态，以及分析新约作品的写作背景。另一方面，问世略晚的作品同样生动地呈现出了第二世纪的基督徒生活，以及教会所面临的困难。正是借着这些作品所刻画出来的地方教会的生活形态，让我们洞悉整个教会活生生的传承。

《十二宗徒训诲录》，作者是一个犹太基督徒，写作地点可能是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，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80年，最晚则不迟于2世纪中叶。写作目的是给新教友提供一些关于洗礼、圣体、斋戒、基督徒聚会等方面的教导，同时提供一些基督徒生活守则。

 

《克莱孟致格林多人书》，出自“寄居在罗马的天主的教会”，传统上归名于第四任罗马主教克莱孟（Clement of Rome, 88-101年在位），写作地点是罗马，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80-100年间。目的是罗马教会主动给格林多教会寄予“忠告”（58. 2），劝勉他们要团结和睦，保持和谐。

 

《克莱孟二书》，托名克莱孟的作品，写作地点可能是罗马，或者格林多、亚里山大里亚，时间大约在90-140年期间，作品是教理讲话，也有的篇章着手处理诺斯替主义。

 

安提约基亚的依纳爵的“七封书信”。公元107年，安提约基亚主教依纳爵（Ignace of Antioch, +107）在十个罗马士兵的解押之下，前往罗马接受处决。途中写了七封书信劝勉各地的教会服从他们的监督，并作了相当重要的教理讲授。作者也坚拒罗马基督徒营救他的愿望，相反，他迫切效法耶稣，接受殉道荣冕。这些书信是：《致厄弗所人书》、《致马内夏人书》、《致他拉勒人书》、《致罗马人书》、《致斐拉德人书》、《致士米纳人书》，和《致鲍理嘉书》。写作地点是斯米纳和特洛伊。

 

《鲍理嘉致斐理伯人书》，这是斯米纳教会的监督鲍理嘉（St. Polycarp, +155）写给斐理伯教会的书信，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文本可能是两封书信的合成物，写作地点是斯米纳，时间在公元107-108年期间，鲍理嘉是若望宗徒的门生，写作目的是劝勉斐理伯教会抵御诺斯替主义，就“公义”议题，作者应邀发挥自己的见解。

 

《鲍理嘉殉道录》，这是斯米纳教会寄给罗马某地教会的一件作品，成书地点是斯米纳，写作时间在公元155-160年期间。陈述鲍理嘉的殉道过程，鼓励基督徒，效法基督、敬爱圣人。

 

《巴尔纳伯书》，托名巴尔纳伯的作者，但是，很难确定他就是宗徒大事录12-13章中的福音使徒。写作地点可能是亚历山大里亚。时间大约在公元70-135年之间。目的在于处理基督徒与犹太信徒之间的冲突，并提供基督信仰方面的指导原则。

 

《致刁臬督书》，作者不详，至少是一位受过正规希腊教育的基督徒，对希腊文化与犹太教相当熟悉。地点无从稽考，时间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叶。写作目的是给地方行政长官刁臬督进言，阐明基督徒是既忠于国家，又忠于天主的的良好公民。

 

《巴必亚残篇》，作者巴必亚是亥拉堡（Hierapolis）的监督，地点是他的任所，时间约在公元70-160年间。作品记载了一些“主说过的话”，其中的一些话不见于新约正典。

 

《何而马牧人歌》，作者是罗马的何而马，成书于罗马，时间大约在88-150年期间。目的在于强调如何处理受洗之后再次犯罪的问题，作者劝勉基督徒在圣神的引导之下，善度公义、圣洁以及忠信的生活。

 

透过以上简要讯息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“宗徒教父著作”的重要性，对于我们认识教会传统、理解教会体制、追溯神学源头、认识新约正典，以及解读释经方法都是如此无以伦比地重要。

 

自1672年高德烈（J. B. Cotelier）整理出版了两卷本的Patres aevi apostolici以来，对其校勘、增补、研究的学者就络绎不绝，其中较受称着的有哈纳克（A. Harnark）、赖特富（J. B. Ligntfoot）、米涅（J. P. Migne）冯克（F. X. Funk）、毕麦尔（K. Bihlmeyer）、肋克（K. Lake）、哥仑博（S. Colombo）、鲍修（G. Bosio）、白诺（D. R. Bueno）、福斯特（P. Foster）、德拉普（Helmut Koester），以及杰夫（Clayton N. Jefford）等人。